1939年3月28日，刚组建不久的淮阴抗日义勇队在渔沟东南的五条路口阻击日本鬼子车队。

五条路位于现今渔沟镇的东南一公里的地方，它其实不是路名而是一个路口。当年这里有五个岔道，东南通向浪石、王营到淮阴城，西北由渔沟到泗阳通向徐州。这是主要道路即乾隆年间修筑的“御道”。另外向北通芦华周、李大庄一带，向东到丁集，向西南通三棵树。

3月28这一天，当日本鬼子车队开过来时，抗日义勇队战士们立即开枪射击。而在日军架起机枪进行还击时，抗日武装已转移，日本鬼子气得一把火烧掉7家民房，包括一家地主的豪宅。这是一场很小规模的战斗，但在淮海区的历史上却意义非凡。

首先，五条路战斗是淮阴抗日义勇队成立后的第一仗，在时间上是淮阴乃至淮海人民向日寇发出的第一枪，具有指向性意义。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厚实的工业化能力，迅速推进战线，大片国土沦陷。这时，在中国社会中，抗日救亡群情激奋，决不当亡国奴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全民抗战兴起。但当时流行着两个错误的认识，一个是速战论，希望一战决胜负；一种是恐日论。相比较之下，恐日论更加弥漫，浑浊人心。不但国民党的政府有此恐慌，军队也有此恐怕，百姓亦有此恐惧。如此，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辎重车队，取得大捷，才受到全国人民的鼓舞与爱戴，甚至国民政府都忙不迭的多封电报褒奖，就是因为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我抗日军队的士气。同样，淮阴五条路战斗在淮海地区有着同样的意义。

抗战兴起，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大革命时期遭受国民党迫害的原淮海地区共产党人宋振鼎、吴觉、谢冰岩、夏如爱、李干成、孙海光、朱月山、陈亚昌、万金培、孙存楼、周春如等人，陆续且大量的从监狱、躲避地回到家乡淮阴、涟水、灌云、泗阳。

这一批老共产党人利用日军此时在组织徐州会战，暂时搁置占领苏北部署的短暂时期，互相联络，成立“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发动民众抗日。

1939年2月底，日军实施的“苏北作战”计划。3月1日深夜，日寇占领了淮涟泗等县城。张芳久和吴觉、谢冰岩、丁九等人得到消息，星夜出淮阴城，赶到渔沟，取出先前收藏的枪支，在丁集的张圩成立了“淮阴抗日义勇队”。吴觉任总指挥，张芳久任参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宋振鼎任政治部主任，张一平任副官长。

五条路战斗是淮阴抗日义勇队让日军在淮阴不可战胜的神话变成了鬼话的第一次实战，它更大的意义是锻炼了抗日武装的胆量，提升了战斗意志，锻炼了战斗力，当时部队为草创之初，除张芳久外，没有人打过仗。因而当日寇的车队闯进埋伏圈时，还没人指挥，战士们即开起枪来。正是这样以战带训，才使由那些纯朴的农民，懂得战争知识和规律，由弱变强，成为战士，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由五条路战斗开始，涟水的抗日武装在4月5日于鲁渡打响涟水抗日第一枪；灌云的抗日武装在7月6日于五里槐打响了灌云抗日第一枪。

其次，五条路战斗是统一战线实践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之三大法宝之一，即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战线，动员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打击侵略者。

五条路战斗之前，地方民主抗日武装的领导人李可拔听说日寇的一个车队从徐州开过来，经过渔沟到淮阴。李可拔曾在孙中山大本营铁甲车队任班排长，共产党员，是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讲习所时候的警卫员，后参加南昌起义，因负伤回家脱离革命队伍。抗战初拉起一支队伍，保卫家园。而吴觉颇具江湖气，交结了大批各等朋友，李可拔便是其中之一。李可拔将消息告诉了吴觉，并问吴觉打不打？打出“豁子”怎么办？李可拔大吴觉十来岁，但十分敬佩吴觉的才干，因而事事以吴觉为主。吴觉说打！出问题他担着。

淮阴抗日义勇队决定以独立中队联合李可拔的武装在渔沟东“五条路”布阵埋伏。由此看出，这场战斗是团结一切力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典范。由此更能理解党中央对抗日战争的“全民抗战，中流砥柱”的准确定论。

再者，五条路战斗是动员民众抗日的实践。

毛泽东在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坚持抗战，才能使抗战胜利最终属于中国人民。五条路战斗，用枪声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战中来，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和践行，使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铜墙铁壁。

正是由五条路的枪声，拉开了淮海第一支抗日武装“淮河大队”在敌后艰苦坚持一年半的游击岁月；迎来了八路军主力东进淮海；迎来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迎来了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今天，回顾五条路战斗，就是缅怀前辈的丰功伟绩，激励后人，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朱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