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评论《七发》：“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喻之义”，“使读者寻绎不倦”。《七发》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仅在于它的辞藻繁富，结构宏阔，“穷态极妍”，“如云之集聚，似风之飞驰”，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汉初以来尖锐严峻的王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是“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七发》“所以戒膏粱之子也。”龚克昌《汉赋研究》则引申以“楚太子”来指代汉初诸侯王。《七发》首先指出楚太子由于“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恣肢体之安”，以致“精神越渫，百病咸生”。由此得出重要教训：“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毛泽东指出：“《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枚乘希望他们聆听“世之君子”论说“要言妙道”，来加强道德思想修养，祛除身心疾病。而致病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只能以隐喻的方式加以阐述。“龙门之桐”象征着汉初诸侯王，“上有千仞之峰”指西汉中央集权统治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们头顶；“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隐喻了汉初诸侯王处于政治斗争中的“绝区”。政治斗争激烈如冬天“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夏天“雷霆、霹雳之所感（撼）”。由于诸侯王阶层的普遍腐化堕落，特别是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不得民心，所以，最终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诸侯王自身覆灭和分封制退出历史舞台。因而，“龙门之桐”的最终命运是被“斫斩以为琴”，弹奏一曲亡国之音——“麦秀歌”。在这种险恶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汉初诸侯王们进退失据，身心俱“惫”，有的骄纵不法，暗蓄异志，成为枚乘笔下批判和教育的对象。

二是主张儒生学士和文法吏各用其长。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烹饪之道实即寓凡治国之道：至味需要调和，大一统的国家也需要调和。问题的关键是，是要像“伊尹煎熬”还是像“易牙调和”呢？伊尹辅佐商汤战胜夏桀而成就王业，齐桓公任用易牙却导致齐国内乱，正邪贤佞，对比强烈，国家治理必须“亲贤臣，远小人”的道理隐含其中。任用贤臣可以有效调和国家各阶层利益，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处理兵刑钱谷等具体政务，还必须任用具备各种专业技能的吏员。因此枚乘紧接着又写道：“钟岱之牡，齿至之车，……羁坚辔，附易路。于是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此两人者，马夫能止之，车覆能起之。于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用伯乐、王良等能人才士驾驭车马，才能确保不会翻车。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驾驭车马亦是隐喻掌管国家。合观饮食、车马二事，可见枚乘主张治国理政需要任用贤能，德才并举。枚乘先述伊尹易牙之事，后论伯乐王良数人，在德才二者之间，枚乘倾向于以德为先；而伊尹为儒家圣贤，也可见枚乘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崇奉儒家。东汉王充《论衡》中讲：“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显然，儒生学士的长处在于贤德，文法吏的优势则在于才能。枚乘的政治主张是希望西汉中央王朝兼用儒生学士和文法吏两大群体，充分发挥二者所长，解决王国问题，巩固中央集权。

三是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国家大一统。“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置酒于虞怀之宫”，“滋味杂陈，肴糅错该，练色娱目，流声悦耳”，极写游观之乐。据《晏子春秋》载：“景公与晏子登寝而望国，公愀然而叹曰：‘使后嗣世世有此，岂不可哉！’晏子曰：‘臣阐明君必务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后子孙享之。’”诸侯王若想长享富贵安乐，必须遵循礼法，克制不轨之心。《七发》主旨除上引“戒膏粱之子”一说外，尚有“谏叛逆说”。如《六臣注文选》李善注：“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田猎一节，“劲箭”“雕弓”“兵车”“旌旗”等词汇象征着诸侯王挑起叛乱，“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践麖鹿”数语则隐喻他们的侥幸心理——所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然而，这种想法极其愚蠢幼稚的。枚乘用浩荡汹涌的巨涛来比拟西汉中央王朝“三军之腾装”，“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他们威武雄壮，英勇善战，“诚奋厥武，如振如怒”，“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崩坏陂池，决胜乃罢”，使得一切敌人“遇者死，当者坏”。在大一统中央集权“横暴之极”的绝对力量面前，诸侯王起兵作乱，只能变成失势的“鱼鳖”，“颠倒偃侧”，走向自我毁灭。游观、田猎和观涛三事，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正反两面警醒诸侯王应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自觉服从中央集权，维护大一统。

四是提倡“儒道互补”的思想。“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先哲，枚乘皆直书其名，独对孔子、老子和孟子则尊敬有加，并且要使“天下之精微”和“万物之是非”折中于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又特别要让孟子从旁“筹之”，充分说明枚乘推崇儒道思想。在政治主张上，由于秦用法家思想统治，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用黄老思想，结果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王国问题愈演愈烈，匈奴问题也始终没有根本解决，因而枚乘转而尊崇儒术，极其重视君臣之义，反对诸侯王弃义悖理，犯上作乱，阴谋篡国。汉武帝登基之后，立刻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正是因为枚乘崇儒家的思想十分符合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加强大一统的需要。其次，枚乘要人生修养上服膺安于自然、清虚寡欲、无为自守的黄老哲学，在修身问题上提出“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契合道家“圣人不求衣食之美，而求道德之深”的要求。枚乘本人淡于荣利，辞去高官，游心文学，与道家思想深相契合。这种无意仕途、游心文学的中国文人特有的雅洁情操，实自枚乘首唱，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魏晋六朝和后世各代文人。“儒道互补”思想，不仅有助于西汉中央集权制的巩固，有利于维护大一统，而且也成为以后中国士大夫的主流价值取向，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淮阴区委党校 周凯）